诺兰的《奥本海默》上映前你需要知道的背景故事!

20年前,尚未名声大噪的诺兰,曾有意拍一部跟美国商业大亨霍华德·休斯相关的纪录片,叙事重点是他一生付出最大努力研制的飞机H-4大力神。

但这个拍摄计划没能成行,因为马丁·斯科塞斯拍摄了霍华德·休斯的传记片《飞行家》,让诺兰觉得珠玉在前,索性就放弃了。

后来翻拍《蝙蝠侠三部曲》,他在终章里搞了个能炸毁哥谭市的核弹,给贝恩的蝙蝠侠,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那么,当他终于有机会拍摄“之父”奥本海默的故事时,诺兰会怎么讲这个故事呢?

为了能向世纪展现人类史上第一颗核弹的爆炸,诺兰曾经表示,自己此前的“实拍经验”,都是在为这一天做准备。

在拍摄格式上,作为胶片控的诺兰,不仅使用了IMAX摄影机,还丧心病狂地使用了70mm的黑白胶片。

为此,他向柯达的光学胶片部发出了“战书”,而柯达公司在黑白胶片上的底蕴,也没有让诺兰失望。

从黑白卷皇Tri-X到犀利的5222,再到70mm的黑白胶片,诺兰称:“这是有史以来黑白摄影的最大突破,这是一种我们一测试就爱上的格式”。

其实,用大画幅的黑白胶片拍摄影片,是首创性的。因为黑白对曝光的要求更为细腻,要展现出灰度的密度,避免过高的对比度。

《盗梦空间》里,为了反重力的梦境,他搭建了一整条被液压控制的走廊; 《信条》中,为了爆炸场面更加线。

而到了《奥本海默》里,他在没有特效的辅助下,完成了核弹试爆的三一实验(Trinity Test)。

考虑到核裂变是一个链式反应,诺兰特意为爆炸设计了一个中央点——一切的视觉效果,都由此展开。

他说:“我认为,不在计算机的辅助下重现三一实验,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和团队,很早就在研究流明的视觉元素。”

从量子力学、量子物理学到三一实验,诺兰为了核爆的镜头,几乎做了一整年的筹备。

影片在真实的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实验室取景拍摄。而这里也是本片主角美国“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曾担任领导的工作场所。

此外,剧组还请到了大量的科学家做群演。他们都是即兴表演,但因为是核科学家,并且对奥本海默非常熟悉,因此即兴表演的内容很令诺兰惊讶。

诺兰说:“以往,那些群演都在想着吃午饭,而这些人想的是核武器的地缘政治,而且对此所知甚多。其实这也每天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必须非常努力,我们要忠于此地的历史,要真正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IMAX摄影机和胶片,在诺兰的手里突破了极限,他掌控了技术,而不是受制于技术。

IMAX本部的技术官员甚至认为,诺兰将IMAX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虽然IMAX和70mm胶片带来的质感和震撼无与伦比,但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在电影院观赏到全格式和原汁原味的影片。

在凯·伯德和马丁·温舍的原著《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中,这两位传记文学作者,从全方位的角度,刻画了一个生动且复杂、具有人性亮点和缺点的“人”。

因原著完整地回溯了他的政见并对时代进行了总结,故而被称为“首部全面传记”。

奥本海默具有异于常人的外表:细细的脖子上,有一个像是蛋壳一样易碎的脑袋;眼睛异常的蓝,神情总是很痛苦。

往往是他“打开了一扇门,但别人进去后有了重大的发现”——就像是发现黑洞。

在剑桥做研究时,他在实验方面的无能,遭到了导师的训斥。 后来,他把一个毒苹果放在了导师的桌上。

当美国政府在新墨西哥州研究核武器时,作为美国物理界的顶尖人物,他自然成为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负责人,并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制造推向了顶峰。

但当制造工作接近尾声时,科学家开始公开声讨核武器的政治和道德问题。

1945年,两颗在日本上空爆炸,奥本海默很快就名声大噪,《科学周刊》评价他“为人类找回了宙斯的闪电和霹雳”。

但奥本海默又为研究了而后悔:“我知道自己的双手沾满了人类的鲜血”。

在没有公开讨论的情况下,杜鲁门征服决定快速发展氢弹并要垄断核武器的生产与装备。

冷战时期,美国的情绪高涨,奥本海默被当作苏联间谍进行了不公开的审讯。

在《普罗米修》一书里,奥本海默的遭遇被抬升到了十七世纪伽利略和十九世纪德雷福斯的高度。

全书用了接近100页的篇幅,记叙了奥本海默的不幸;并用全书最后30页,讲述了他最后13年的凄惨生活。

就在好莱坞导演爱上工业技术所带来的娱乐文化,进而不再思考的时候,他依旧在电影这一指定的“媒介”中,寻找表达真相,超出娱乐本质的可能性。

《记忆碎片》里,那永无止境的人生困局;《白夜追凶》里,威尔在困境中选择以个人主义的方式与外界对抗……这些都是诺兰在电影中的探讨。

假如把这种探讨,从人类自身的困境拓展到技术层面的爆炸,则可以看到诺兰的系列电影另一个层次的价值。

《致命魔术》里,不断进步的科技带来生命的无限循环;《星际穿越》里,科技带来的环境问题;《盗梦空间》中,技术性手段对人类思维的影响……

复杂的人性,在多重的细部和层次上,在生与死的选择之中,进行了道德的界定和判断。

无论诺兰的商业动机抑或是美学要求是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杀手锏——或者说,他区别于好莱坞传统导演的“身段”。

在诺兰的手中,电影不仅仅是表达工具,更是帮助公众去认识那些迅速演变的社会现实,并找到其价值的手段。

蝙蝠侠开始对全城进行无差别监听时;分属邪恶和善良的两船人为对方放弃生命时;已经黑化的哈维·登特被树立为城市道德和善良的标志时。

在这个角度上,诺兰的影片的故事,虽然并不发生在当下,但却实际呈现了现实社会中,价值观的改变。

他不具备奥利弗·斯通和大卫·芬奇的意识形态深度和社会冲击力度,但他却在持续寻找价值逻辑的道路上,展开了宏大叙事。

在长达1000多页的《关于J·罗伯特·奥本海默事件》的听证会笔录里,奥本海默被描述成:“野心勃勃又缺少安全感,既才华横溢又幼稚可笑,既意志坚定又胆小怕事,既以苦为乐又心存困惑”。

这份听证会笔录指出,这个性格复杂的人从童年起就开始在自己周围铸造起一层掩盖自己情感的盔甲。

这种精神面貌,与蝙蝠侠是何其相似,但作为历史人物的他,又远远比蝙蝠侠更加复杂。

其实,从诞生那一天开始,包括奥本海默在内的一些科学家就意识到了这个“魔鬼”会给人类带来灾难。

奥本海默的继任者,那些“普罗米修斯们”,依旧在不遗余力地通力合作,以防止核武器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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