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年入百万如今无人看房开不出单房产中介转身开滴滴送外卖

上海徐汇,房产中介姚沁文一手拿着手机,坐在电瓶车后座上,vlog的镜头掠过街道:街上行人稀落,行道树飞快地闪过。她喊着,“好闲呀,好无聊呀!”她长着一张娃娃脸,笑的时候眯起眼睛,镜头录到搬家的蚂蚁,她半开玩笑,“你们怎么这么忙,我怎么这么闲。”

无所事事的状态已成了中介经纪人的日常。没有在vlog中呈现的,是日甚一日的焦虑,比如给客户发消息推荐房源,客户不回复的时候。

姚沁文是上海的一名房产经纪人。在她工作的门店,每天下午一点半,店长会带着员工们齐唱《奔跑》:“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早中晚各复盘一次,员工们站成三排,店长连连发问:“有没有破蛋?有没有带看?有没有机会点?”

“破蛋”就是开单。六月第一周过去,门店还没有“破蛋”,偶尔能听见同事们自嘲,“我要低绩效了!”每个月都要计算一次三个月以来的绩效,一次低绩效会失去底薪,连续两次低绩效就要被开除。

“买涨不买跌”的定律在房地产市场尤其适用,客户担心买在高点,业主怕卖亏了,双方都在观望。面对下行的经济形势,客户的不安全感也在加剧。姚沁文有位客户本来有意愿买房,公司突然开始裁员,客户便搁置了买房的计划。

而在上海的另一家门店,一位中介已经三个月没有开过单,他只能坐在门店里刷手机。“闲的时候反而是最累的。”他说。过去带客户看房要满城跑,风里来雨里去,冬天冻夏天晒,但他怀念这样充实的日子,“有客户愿意看房子,你知道他会买,这是很幸福的。”

数据显示,在经历了二三月份的“小高峰”后,二手房市场再次沉寂。以上海为例,4月二手住房成交17334套,环比下降26.71%。北京、杭州、南京、合肥等城市,4月二手房成交量环比跌幅超过30%。根据中指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报告》,四五月份,全国100个城市二手房住宅平均价格持续下跌。五月环比下跌0.25%,同比下跌1.52%。

在北京干房产中介五年,王迪的手机从没有像现在这么平静过。卖主的消息偶尔弹出,“最近怎么没人看房?”他自己也纳闷,过去三年里,即便疫情封控影响出行,仍有客人通过视频看房。现在小区可以随意进出,市场却冷冷清清。

王迪已经习惯了忙碌的生活。今年二三月份,解封后的需求释放,市场曾迎来短暂的“小高峰”。门店一天有二三十组客户,他一个人带七到九组,每天醒来就是连轴转,约房、陪看、手机响个不停,有时谈单子到凌晨。他谈成了三单,业绩20万左右,当月到手工资有五万多。

一个多月后,市场退潮,需求惨淡。客户没有带看的需求,王迪只能待在门店里,“被动摸鱼”。工资与业绩挂钩,王迪所在的中介公司没有底薪,干坐着只会更焦虑。他干了五年,有熟客资源,还能开一些租赁的单子维持生计。一些同事只能出去兼职送外卖,做代驾,否则连房租都交不上。

有同事夜里出去开车,早上九点来门店打完卡就回家睡觉。领导来检查,王迪就打电话让同事们赶紧回来。有时大家坐在一起抱怨,同事们频频叹气。开滴滴的同事说,现在失业的白领都出来干滴滴,市场饱和,根本接不到单。他从晚上八点开到凌晨五点,只接了两单,收入200块钱。而送外卖的同事穿行在四十度高温的北京,一天挣170元左右,晒得黢黑,胳膊的肤色都分了层。

扣除三千二的房租,王迪每个月也攒不下钱。客户少了,他为业绩发愁,天天睡不着觉。压力无处排解,只好喝酒,“喝迷糊了,就能睡着了”。

在小红书上,姚沁文的简介是“中国传媒大学MJC硕士”。她将自己的工作戏称为“一场高学历房产经纪人的沉浸式体验”。加入房产中介起源于一次“卧底”经历。2020年夏天,姚沁文还在毕业论文选题犯愁,恰好看到一篇文章——《北大、复旦等名校毕业生,硕博从事房产中介、家政被热议,你怎么看?》文章中提到,房产经纪行业收入不亚于白领,有12%的链家经纪人年收入达15-30万,6%的经纪人年收入达到30万以上。

姚沁文于是对“高学历房产中介”这个群体产生兴趣,决定去中介公司实习,做体验式采访。如今回想,那是房地产市场遇冷之前最后的火热时光。2017年初,链家研究院发布《存量时代,流通为王》的市场报告,指出未来房地产竞争将不再聚焦于拿地和销售,二手房会成为中国房产市场的主导,未来房地产经纪人将趋于职业化,成熟化。2020年,全国二手房交易规模达7.3万亿,是2015年以来的最高记录。

采访了一些高学历房产经纪人,姚沁文意识到,他们选择中介的主要原因是找不到收入符合预期的工作。采访时,一位复旦大学日语系硕士告诉她,如果做翻译月入能有一万多,但做房产经纪人收入无上限,不乏年入百万的佼佼者,她希望能趁着年轻多拼一拼。

到姚沁文毕业的时候,链家推出“领航家计划”,招募985,211,或者QS排名前100的高校毕业生。入职后第一年提供保障性薪资,本科生月薪12000,硕士生月薪15000,若有业绩提成上不封顶。

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报告称,2017-2020年间,房地产经纪行业本科及以上人才需求占比由26.7%上涨到40.2%。当时的房市仍处于上涨期,中介公司得以开出更优厚的薪资吸引高学历年轻人。

但事实是,入职后,许多高学历房产经纪人都在一年后离职。失去了保障性薪资,市场又不稳定,变动的收入让人没有安全感。另一方面,这份工作常常会让人感觉“没有尊严”。姚沁文的同事曾被业主在电话里大骂,同事只是把手机放在一边,等到电话那头没声音了,再好声好气接起来,“您骂完了吗?骂痛快了吗?”

“大家变脸变得很快的。”姚沁文说。服务得好时,客户讲些赞美的话,一旦交易过程中出现没协调好的地方,客户马上“翻脸”:“怎么这点小事都做不好,我不是付给你那么多中介费吗?”

和姚沁文不同,20岁的房产经纪人武孟没有那么光鲜的学历,她大专没读满一年就退学出来打工,做过餐厅服务员,做过电子厂流水线女工,经常是攒一点钱就辞职去旅行,今年4月在上海入职一家小中介。

刚开始,她决心在这里待够一年,因为羡慕同事的高收入:开单多的一个月能拿六七万,提成奖金用现金发放,桌上摆着一沓沓粉色的现钞。中介门口停着一排车,全都是同事们自己赚钱买的。

工作群里,有人介绍上次开单的经验:在地铁站发传单,正好遇上了需求吻合的客户。但实际上,这样的成功案例是小概率事件。人们多是摆摆手,“不看房子”。有次一个路人定定地看着她,“你找个正常的工作吧”。武孟背过身,眼泪就流了下来。

不到两个月,她就意识到市场的残酷:能赚钱的只是行业头部的少数人,新人没有熟客资源,市场又不景气,很难见到成果。她觉得这份工作比在电子厂打工还累,至少后者工资稳定,到手有近六千;而她两个月开了三单租赁,每个月底薪加提成也只有四千多。

时间倒回15年前,人们争抢着买房,大大小小的房产中介遍地开花。一些资深房产经纪人会用“时代的春风”形容那个时期。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政府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重振经济,各地政府放宽征地政策,刺激房价一路攀升,人们的购房热情也随之高涨。

徐萍是在2008年底“误打误撞”进入房产中介行业的。此前,她在上海卖过首饰,卖过高档服装,2008年,一日在街上游荡,她看见路过的房产中介窗户上贴着“招聘大专学历”。徐萍只读了高中,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推门就进去了。

老板是女性,说话和和气气的。听说徐萍有做销售的经验,没有考虑学历就把她招了进来。徐萍没想到,自己一脚踏入房地产行业的黄金时期。彼时,房地产市场火热,客户买房热情高涨,“像疯了一样”。有次签错了房,客户也不计较,“只要是房子就行”。房子要靠抢,中介也更有话语权——徐萍就给客户打过这样的电话,“你现在立刻马上过来,打车过来,再不过来就只能买筒子楼了!”

刚入行时,徐萍一个月只有800的底薪。但靠着卖房的提成,每个月到手薪资都有一两万。

王迪2018年底做房产中介时,市场已趋于冷静,但他仍然看好房地产行业,认为买房的需求会持续存在。之前他在首都机场做安检员,上一天休三天。五年之间,月薪仅从3600涨到了4200,“一眼就能看到底”。他不满足于这种看似轻松稳定但拮据的生活,想尝试工作强度和收益都更大的房产中介。

做中介后,王迪每周只能休息一天。他干劲十足,“要想挣得多,你就自己去付出”。为了维护和卖主的关系,王迪要隔三差五上门面访,有时还会揽下帮客户跑腿的活,送客户家的老人去医院,接孩子放学,给孩子批改作业。他喜欢交际,跟客户逐渐建立信任的过程也给他带来成就感。

收入的变化是可见的,入行第一年,王迪的年收入较之前翻了一倍多。有次前单位的领导向他咨询换房,问起他现在收入如何。王迪那个月业绩好,谈下来两单,他把六万的工资条拍照发过去,领导感叹,这比自己半年的工资还高。

回想从国企辞职加入房产中介,王迪仍然觉得庆幸。他老家在山西,读大学时通过校招进航空公司做安检员。他以为大城市充满赚钱的机遇,却先在企业内部感受到不公,福利和机遇总是优先给资源人脉更丰富的人。一定程度上,房产销售的“唯业绩论”带来了新的公平。他不再需要日日想着怎么讨好领导,“销售就是靠业绩说话,我业绩好,谁都没能耐把我辞了。”

徐萍如今已经是上海的一名高级经纪人。她和丈夫在老家买了房,又买了车,即将在上海买新房。徐萍觉得自己物欲不高,但可观的收入带给她安全感。业绩好的时候,徐萍能月入十几万,业绩最差也能有一万块左右。孩子的生活费、车贷、房租等都是她来付。偶尔吵架时丈夫说气话要离婚,徐萍也毫不担心。经济收入让她在家庭里有足够的底气。

王迪以前没有存钱的概念,到手的工资总是挥霍一空。直到2020年,弟弟意外去世,他才意识到生命脆弱,决定努力攒钱,让自己和家人都能在北京扎根。王迪负责的小区是北京四环的学区房,一套的价格在2000万左右。他希望自己也能在这里买上一套,“哪怕我在这里立足艰难,我的孩子将来会是一个新北京人”。虽然如今,这变成了一个有些遥远的愿景。

和姚沁文走在门店附近的小区里,她能叫出每一棵果树的名字,“这是杨梅”“这是枇杷”“这是杏儿,我们昨天还来摘了”。她最喜欢的是一棵日本晚樱,手机刚好可以架在树枝上,采光也好,是她vlog的“据点”。她想在这里固定场景拍,春天有樱花作背景,夏天望过去是一片浓绿,能感受到一年四季的变化。

近两年间,姚沁文身边已经有约三十人离职了。市场萧条,离职的情绪也会蔓延。交流中,想离职的同事反问她,“要为长远打算,30岁的时候你还会想做这份工作吗?”

她给不出肯定的答复。带看爬楼对体力有要求,姚沁文已经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不如之前健康。工作时间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八点,碰上谈单子还要熬夜,作息和饮食都不规律。徐萍说,做房产中介容易虚胖,每天点外卖吃,“胃里都是地沟油的味道”。

姚沁文确实动过离职的念头,她觉得工作时间被拉得太长。做房产经纪人没有周末,只有周二休息一天,就算下班了,她也不敢把手机调至静音模式。在早上八点至晚上十点间,如果有客户点进来咨询,必须在23秒内回复。有时她正在骑车,或是要睡觉了,熟悉的铃声突然响起,“你收到一条客户消息,快来回复吧!”她必须停下手中的事,确保在23秒内点进去回复。

姚沁文讨厌这种机械的模式,她感觉自己变成一张网页上的头像,一颗平台的螺丝钉,“我只是一个带看机器,客户跟我成交跟他成交没有区别,那我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

带看少了,姚沁文也只好经常闷在门店里,“一段时间一成不变,我会很难受,就会想离开想改变”。她甚至想好了去向,去一家房产自媒体做内容。但客户的需求又把她拉了回来,跟着姚沁文两年的一组客户,今年五月终于买下了房子,这让她觉得还能再坚持一下。

新鲜感,和客户的联结感,这些是姚沁文留下来做房产中介的主要原因。有客户跟她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开车带她去龙华寺上香,吃素面;有时去业主家里面访,业主请她吃烧烤,承诺只跟她看房子。这样的时刻让她感觉到被信任。

姚沁文给自己的目标是再坚持一年,每周在小红书更新vlog,记录日常状态或对市场的观察。她想用影像持续记录,把自己这一年整理成关于高学历房产经纪人体验的纪录片。

更多人选择在市场萧条期离开这个行业。58安居客研究院发布的报告称,5月一线城市的房产经纪人数量明显减少。全国在线作业的房产经纪人环比减少超过4%,单店经纪人数量环比减少约6%。

在小中介干了两个多月后,武孟决定离职了。她的公司只有200人左右,现在每周只能开一两个买卖单。由于效益差,公司在六月通知取消员工宿舍。武孟无力承担上海的房租,决定再次辞职,去西北旅行,钱花光了再找新工作。

而对于今年33岁的王迪来说,离开或留下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他想过自己开个小店做零售,碍于前期投入成本而放弃。如果此时换一个新行业,就要把过去五年在房产中介的积累推倒重来。35岁近在眼前,他几次谈到“中年危机”。

王迪仍然执念于在北京扎根。尽管还没有孩子,他已经在想着怎么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资源。过年回老家,也有朋友带孩子从北京回去,王迪觉得北京孩子明显和在老家长大的孩子不一样,情商更高,视野也更开阔。他以长城举例,北京的孩子已经实地去过几次,而老家的孩子只能通过课本上的图片和想象在脑海中勾勒。

王迪说,未来有孩子,一定要让他接受北京的教育。他读过一篇文章——《我奋斗了十八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对文中表现的阶级差距深有共感。这让他更坚定留在北京的愿望,“我不可能把自己打回去,让我的孩子再来一个十八年。”

他选择继续留在北京,留在房产中介行业。“扛着,”王迪说,“市场总有好的时候。”他期待交易量回归正常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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