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被毛主席信赖的秘书能文能武却在主持会议时被下属刺杀了

1951年3月13日,主席在看一份关于山东的报告时,深感震惊,立即起草了党内批示:这是我党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而为过去所少见的,应当引起全党警惕。

3月14日,山东分局接连向所属单位发出七条重要指示,在这些指示中,可以看出山东分局对此极为重视,其中指示中写道:

这一事件暴露了组织内部的不纯和保卫工作的松懈无力,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要以这次血的事件教育全党,加强机关和首长的保卫。

3月20日,主席转发了山东分局3月14日就这起刺杀事件对所属市委、地委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大军区并转发至省军级,并告志愿军党委及各部门首长的批语。

在批语中,主席指出:“中央严重地唤起你们注意,务须重视此事,切勿等闲视之。”

而在此后,在主席唯一一次休假机会期间,10月27日上午,主席亲自前往济南市南郊四里山,在这位烈士墓前凭吊,开国上将也在其侧。

在四里山上,主席回忆往事落下了眼泪,谈起黄祖炎遇害的事情,他说:祖炎是个好同志,对党忠诚,办事认真,能文能武。他跑完了艰苦的长征路,经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没有倒下,却遭反革命分子枪杀。

主席擦了擦眼泪,是啊,新中国一穷二白,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特务谍影重重,怎样改善民生,怎样让新中国如磐石般建立起来,是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

主席坚定地说道:我们必须严防反革命分子的报复,切不可疏忽大意,认为天下太平无事。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绝不可姑息养奸!

向主席含泪道:山上还埋着济南战役的部分烈士,我们准备把其他地方烈士墓也迁移过来,来建立一个烈士陵园……

主席的心情也渐渐平复下来,他十分支持这样的做法,烈士们的鲜血不能白流,他感叹道:好啊,好啊,真是青山处处埋忠骨,有这么多的英烈长眠在这里,四里山就成英雄山了。

1908年5月,黄祖炎出生于江西省南康县,他的家庭很贫困,作为陶业工人的后代,为了提供他良好的学习环境,全家人省吃俭用,他也常常为父母做事,补贴家用。

1926年,黄祖炎在接受了先进的革命思想,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他在江西陶业工会南康分会做起了工运工作。

但随之而来的大革命失败,笼罩了他的家乡,黄祖炎的父亲被反动派监禁而死,母亲也在四处奔波中离世。

但他没有因此而挫败,反而越挫越勇,他毅然担当起了重担,在游击队伍中他担任游击大队政委,他率领群众和游击队员给敌人造成严重的打击。

敌人在遭受到几次失败之后,还曾悬赏重金,希望鼓动百姓捉拿他,但因为黄祖炎在群众中威望很高,也不了了之。

黄祖炎随后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纵队政委和纵委书记,因为在黄祖炎领导下多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苏区,受到党的重视和表彰。

1933年春,黄祖炎调到苏维埃中央政府,在主席身边做文书工作,当时主席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被剥夺了领导权和指挥权,所以黄祖炎成为了主席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得力助手。

1930年5月,红四军队伍攻克寻乌县城,主席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帮助下,在寻乌开展了20多天的社会调查。

主席对寻乌的区划、地理、土地、交通、等状况,进行了全面而详尽的考察和分析,这也是当时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

这次调查在之后被整理成《寻乌调查》,5章39节共计8万多字。其中蕴含的调查方法可堪称经典之作,而其中主要就是主席的秘书黄祖炎协助整理的。

1934年9月,主席在江西于都县调查研究,这次调查研究可以说挽救了红军的命运。

但是因为于都当地条件艰苦,主席在繁忙的工作中,由于连日的操劳突然患上恶性疟疾,发高烧到40摄氏度,数日不退。

黄祖炎在焦急之下,连夜赶路找到名医傅连章,傅连章闻讯从瑞金赶到于都,判断主席是恶性疟疾复发,于是给他服了加倍剂量的奎宁。

而黄祖炎在长征前被调到了地方工作,不久因为身体虚弱得了肺炎,发高烧不起,随时都有掉队的危险。

主席得知消息,心急火燎,劝他不要再抽烟了,还巧妙地用激将法让黄祖炎把烟戒掉,可以说主席和黄祖炎两人是纯粹而真挚的战友之情。

1948年黄祖炎在渤海军区负责政治部工作,当时主席正发布了关于全军开展生产建设的指示,很多同志包括一部分负责干部没有信心,黄祖炎很是着急。

黄祖炎找这些同志分别谈话,交流思想,有时都谈到深夜,在他的耐心说服下,很多同志都交流思想,重新恢复了信心,开始积极在全区发展生产运动。

在群众发动起来后,生产运动的开展也卓有成效,16万亩茅草地都变成了良田,这些风貌的转变大大解决了当时部队面临的生活困难。

黄祖炎的生活很是艰苦简朴,1949年冬,黄祖炎到济南开会,因为他的身体原因,为了照顾他组织上发给他100元,但是他一分钱也没有动,回来之后又原封不动退还给组织,这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优良的道德水准。

担任期间,黄祖炎察觉到军区报社的种种问题,比如办报方针、人员短缺、发行拖延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多次在会议上提出号召。

为了充实报社组织,即便他工作时间繁忙,但他还是经常牺牲休息时间,为党报写稿常常写到深夜。

但因为工作过度,病情也随之加重,黄祖炎几次积劳成疾,吐血也是常事,即便发烧在床,他也坚持在头上缠着冷毛巾,批改电报文件,有时都会累得昏过去,医生和同志们对此很是担心,但黄祖炎毅然地说:现在建国初期,任务很重,我一个人身体受损没有关系,完成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才是重中之重,我不能休息啊!

1951年3月13日,即便是晚上,黄祖炎还是像往常一般带病参加军区的座谈会。

就在他抑扬顿挫地作报告,完成人民交给他的任务时,在座的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王聚民却在等待一个时机。

王聚民因为在土改过程中失去了土地,自此便心怀不满,他借组织的名义向当地群众施压,引起当地群众的不满。

当地群众还揭发了王聚民1938年曾向敌人暗中告密,揭穿两名当时的地下党员,当这些情况被王聚民得知后,便行凶报复。

黄祖炎与王聚民并没有什么直接交集,也没有什么利益牵扯,据分析王聚民处于泄愤,如果来到现场,他的枪口将会举向。

黄祖炎在会议上被刺杀后,很是重视,为了暂时防范未知危险,下令:以后机关干部除了得到上级允许,一律不准带枪。

而军区也认真总结教训,这不单单是保卫部门的工作疏忽,还是没有意识到工作过程中存在的和平麻痹思想,对反革命分子的认识不足等问题。

1951年4月19日,主席转发了罗荣桓、罗瑞卿等关于黄祖炎被害事件的调查报告,起草发至地师一级的批语。

主席指出:像王聚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很早就有许多罪恶表现,全党全军如有类似这样的人,务须注意及时处理。

凶手王聚民现年三十四岁,恶霸地主出身,一九四〇年 混入我军,一九四一年混入我党。 土改时王聚民因家中被斗公开发表谬论,谩骂群众,诬蔑土改,但未作处理。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调惠民军分区后,企图借组织力量向群众倒算,遭到群众联名告发,除揭发其父亲的历史恶迹外,还揭发他在一九三八年曾向敌密告我两个地下党员,要求给予他处分。 军分区政治部领导既未严肃处理,也未向山东军区报告。 王聚民发觉群众控告后,情绪突变,军分区亦未引起警惕,三日后仍令其到军区开会,致使阶级异己分子王聚民乘机直接行凶报复。

这个曾参加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身经百战的老同志倒在了血泊中,但他的心中,直至最后一刻,仍然惦记着人民和组织交给他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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