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曾经有这样一个身份——中科院历史上第一位外籍所长，去年他放弃了美国国籍，再次成为拥有中国国籍的公民。2017年对于蒲慕明来说特别有意义，一是他恢复了中国国籍，二是世界上第一个体细胞克隆猴诞生在神经所。
蒲慕明出生于南京，成长于台湾，求学于美国，自1999年担任中科院神经所首任所长。“如果以美国国籍身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科学家为中国脑计划发声，有些不合适。”这些年，蒲慕明一直参与中国脑计划的规划，他觉得是时候恢复中国国籍了。
上世纪80年代他加入美国国籍的最重要原因，是当时经常要去世界各国开会，持美国护照前往许多国家不用办理签证，比较方便而已。如今，蒲慕明的工作重心早已转到中国，出国办理签证相比以前也方便许多。“我内心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在祖国的工作是我一生中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从蒲慕明有了这一念头，到恢复中国国籍，差不多花了一年时间。
1981年，时任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生理系副教授的蒲慕明，为学校和北京医学院联合开办的细胞生理讲习班授课，这是他离开32年后第一次回到大陆。当时，学员们虽很少提问，但做笔记十分认真。从那时起，他就告诉自己要经常回国工作。
“几乎凭一己之力在上海打造了世界一流的神经科学研究所。”国际格鲁伯神经科学奖在评述他的科学贡献之后，加了这样一句线年创建中科院神经所并担任首任所长，称得上“临危受命”。当时脑研究所只剩3个研究组，科研陷入了困境。在蒲慕明带领下，仅用了短短4年，神经所的13个研究组就突破了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纪录。2003年起，在全国科研院所中第一个引进国际化的科研评估体系，与此同时探索人才的流动与退出机制。2009年，组建了脑疾病研究中心，建设非人灵长类平台。
2011年，神经所参加全国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获得生物科学类第一。2016年，构建出世界上首个非人灵长类自闭症模型。去年11月27日，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体细胞克隆猴。据他透露，神经所眼下正利用克隆猴着手建立睡眠障碍疾病模型，如果顺利预计年底可以完成。
蒲慕明2009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1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16年获得世界神经科学领域有极高声誉的格鲁伯奖，以表彰他在大脑神经可塑性的分子和细胞机制研究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
“网上流传着一封我写给实验室年轻人的信，其实里面很多话都不是我写的，比如不能午休之类。”蒲慕明笑着说，年轻人每周至少要工作6天总计50个小时，否则做不好科研。科研要有外在的宽松环境，但内在还是要有紧迫感。
蒲慕明表示，在基础科研中，必须要认清“自由探索”与“团队攻关”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寻找科学前沿的发展方向，必须是自由探索式的。但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仅靠个体的自由探索已经很难取得真正意义上的重大突破。因此，中青年科学家摒弃名利的局限，相互合作，共同回答重要的科学问题，是一个必然趋势。”
蒲慕明说，在英国剑桥卡文迪许实验室，每天下午都有下午茶时间。这看上去非常休闲宽松，然而就在这段时间，科学家们聚在一起谈论工作，“如果某个科学家做的工作总被大家认为‘无意义’，他的压力就会非常大，这就迫使他一定要做出像样的工作来。”蒲慕明说，卡文迪许实验室诞生过三十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他们并非天资过人，而是在这种环境文化中被“逼”成了天才。
在中科院神经所克隆猴团队先进事迹报告会上，蒲慕明曾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对于一名从未留学过，却愿意对重大科学难题发起挑战的博士生，如果挑战失败，我们能否正确评价他的能力，并让他依然拥有良好的发展前途？
今年1月25日登上《细胞》杂志的世界首例体细胞克隆猴 “中中”“华华”如今已出暖箱，活力充沛地回归到野生猴群中。亲手将它们克隆出来的技术高手——神经所博士后刘真最近正打算应聘本所的课题组长。
如今看来功成名就的刘真，在当年博士毕业时内心十分纠结：是继续留在导师孙强的课题组，还是去国外一流实验室做博士后？按照通常的发展规划，以他的能力和水平，可以到很好的国外实验室去深造；如果在博士后期间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几篇论文，就可以拿到一些人才“帽子”，回到国内建立自己的课题组。如果选择留下，要是没有成功做出体细胞克隆猴，他就会面临一无所有的窘境。
当时，蒲慕明对刘真说了一句话：神经所招收课题组长，只看有没有好的工作，不看留学经历。这让刘真打消了顾虑。经过仔细考虑，他觉得没有哪个国外实验室可以比神经所苏州非人灵长类平台提供给他更好的实验条件，于是决定留在所里继续做博士后。
挑战从未有人成功过的非人灵长类体细胞克隆，刘真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每次做实验都需要兽医、工作人员等四五个人配合完成，而他们只知道刘真的实验“每次都失败”。“他们并不知道其中的科学意义和挑战难度，却一次次陪我失败，仍旧选择信任我，我非常感动。”刘真说，这些年他也和兽医同事一起喂猴子，一起通宵值班，为的就是这份相互信任与支持。
报告会上，蒲慕明提到，现在很多优秀学生都去国外做博士后，把最能全心全意做实验的时光贡献给了国外实验室，为的就是成为“洋人才”，顺利拿到人才“帽子”。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能否一视同仁地对待本土与海外人才，根据真实能力和水平来给予支持”。他认为，只有真正做到 “不以成败论英雄”“英雄不问出处”，才能让更多具有创新潜质的年轻人在中国科研的舞台上，充分发挥出自己的创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