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君主制的终结

1973年困局中的阿富汗被达乌德亲王发动的军事政变所推翻。这次政变显著地终结了自18世纪以来阿富汗建立的君主制,从此阿富汗成为了一个共和制的国家,然而共和制代替君主制并不意味着历史的进步,政体的更迭也没有改变阿富汗依旧受国内、地区和国际形势的影响的局面,以至于其发展的现状和前景仍然曲折。

1964年查希尔国王在亲政后随之开启了阿富汗历史上又一次改革时期。在查希尔国王与新成立的制宪委员会共同参与与见证下出台了1964年新宪法。该宪法经查希尔国王签署后于同年10月正式生效。随着新宪法的颁布,所谓新民主的序幕正式拉开了。*西方学者往往也称其为新民主时期。这一时期国内社会结构、经济水平都有了显著的发展,然而随着查希尔改革的进一步推行,改革中的各种问题逐渐积累最终演变成了尖锐的政治冲突。国内各阶层以及各民族在末期都对阿富汗王室自上而下发起的改革表示不满。这一阶段的特征就是国家行政政治基础设施以及自由宪法带来的自由状况下的相互冲突引发的社会政治混乱。*

1964年宪法的漏洞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阿富汗曾在阿马努拉国王以及纳第尔国王主政时期分别颁布了1923年宪法和1932年宪法。1964年宪法和前两次宪法颁布共同点是以新宪法的颁布开启相对应的改革的步伐。然而“1923、1932以及1964年宪法均不具备可操作性”。*1964年宪法主要的缺陷集中在以下方面:

其一,国王保留了较大的权力。阿富汗政府是一个君主立体,最高立法权掌握在国王、参议院和国民会议手中,并由三者构成了国会。阿富汗名义上建立了分权的政体,然而“实际上国王的权力远比任何其他实施君主制下的君主能够奢望享有的大的多”。*查希尔往往能够凌驾于政府机构之上,指挥武装部队,并且对一些重要的国家大事往往具有最终的裁决和决断的权力。其二,议会与政府的作用发挥有限。议会往往“拘泥于一些空洞的民主程序与公共宣传之中,例如选举、辩论与媒体的自由等”,其立法作用因而大打折扣。行政部门也有类似的问题。由于本身王国保留了较大的权力,因而包括政府首相在内的内阁往往权力较为有限。许多内阁提出的决议因为议会中保守议员的反对而未能通过。查希尔国王也对内阁拥有较大的权力。处在国王与议会的夹缝之中的内阁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残缺内阁,其实际效率自然有限。议会本身与内阁之间往往只有相互制约而各自无法发挥有效的作用。一些重要的发展计划或草案在议会进行讨论及表决时无法获得通过,相反,议会在质询某些议案或问题时,一些内阁成员往往也决绝合作。议会与内阁之间的对抗关系持续使政府的职能逐步弱化。*

其一,内阁更迭频繁。查希尔国王主政时期,先后经历了5届政府,分别是尤素福,梅文瓦,埃特马迪,查希尔以及沙菲克政府。这五届政府任期较短,因而政府出台的政策缺乏连续性和一致性影响政府执政的效率。1969年阿富汗政府出台一项新规,官员的惩处与解职的权力属于法院不属于本部门的上级机构。这样的规定虽然使官僚机构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但同时影响了政府职能的效率。一些官员往往不用到部门或岗位工作而只需象征性的在签到簿上签字。很多官员纪律观念淡薄。其二,政府内部的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并且难以遏制和根除。政府部门未能有效的发挥作用往往与腐败难脱干系。许多政府官员往往出于私利而牺牲国家利益。议会下院往往被一些富裕阶层所把持。他们在选举活动进行时往往进行贿选。“真正有教育背景的中产阶级被排挤出议会之外。议会被前官员和大富豪们控制。他们只关心如何捞回资金而在国家存在的问题上欠缺思考”。*

由于查希尔国王拒绝签署议会通过的政党法,从而使得阿富汗的代议制无法真正发挥效力。民主成了名副其实的“无政党民主”。虽然查希尔不允许国内正式政党的存在,但在末期国内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反而与各种半公开或秘密的政党组织息息相关。新宪法放宽了公民的社会民主权和自由权,其中包括允许成立政党,允许私人办报,选举议员时采取无记名投票等等。在新的政治形势下,阿富汗的政党组织在上世纪60年代纷纷出现。*各主要政治派别在查希尔统治时期对君主制度构成了潜在威胁。各派的主张不尽相同甚至有些大相径庭,但都对以查希尔为代表的阿富汗王室推行的改革成果感到不满。其中激进的社会主义政党即人民(PDPA)后来在所有政党团体中脱颖而出成为左右阿富汗的一支强势政党。该党于1965年在喀布尔秘密成立。努尔··塔拉基和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成为其主要领导人。许多成员均与苏联具有密切的联系。许多人民成员都在苏联有过学习或接受军事训练的经历。人民后来成为阿富汗时期以及后来历史中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其中包括1973年达乌德发动的推翻查希尔国王以及1978年达乌德第二次执政被终结的军事政变。人民的力量不在于其成员或者对阿富汗宗教或农村人口吸引力而是在其与苏联的关系以及组织得力的蛊惑性的宣传与恐吓策略。*卡尔迈勒与几位同僚甚至担任了议会议员。1965年9月,新宪法框架下的新一届选举举行,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当选议会议员。在1969年的选举中,卡尔迈勒和另一位秘密的员哈菲祖拉·阿明均在议会中当选。

阿富汗在民主时期实施了“有指导的混合经济”和第三个五年计划。“人口的流动以及经济、文化教育和大众传媒的发展加速了以部落、家族为中心的血缘、地缘关系的瓦解和一个更为沟通、开放、更趋业缘化和世俗化的社会的形成”。*该战略是对前两个五年计划的继承和修正,特别是对达乌德时期计划经济比重过大以及经济发展向苏联倾斜的一种纠正。在新的经济方针的指导下,国家取得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的显著变化。阿富汗在这一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各个产业等较查希尔亲政前均有了明显进步和发展;另一方面是社会结构的变化。

阿富汗的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导致其经济基础极为薄弱。从客观条件看,阿富汗独特的地理因素决定了阿富汗的经济发展缺乏先天条件。阿富汗地处封闭多山且地势险要的地区。贫弱的阿富汗历来以农牧业立国,经济发展始终处于较低水平。阿富汗自建国以来已奠定了其独特的国家特色即原始部落和宗教相互交织影响之下的整体松散、内部矛盾频繁和王权权威先天不足。阿富汗国家自建国以来一直面临着克服内部凝聚力不足的艰难和困境。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和长足发展。虽然历代君主均进行过经济改革以克服落后的内部离心离德的问题,但始终难以从根本上突破这一难题。

除了经济发展先天不足的因素以外,阿富汗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及决策群体存在严重的失误。自近代以来阿富汗的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经济传统以及外部的封闭特征造成国内缺乏一支接受过专门培训且懂得现代经济管理等相关知识的专业人才。政府机构缺乏有效的经济规划和管理能力。阿富汗政府缺乏大批训练有素、具备专业知识的官员和专家,经济计划往往好大喜功,不切实际,发展项目没有可行性研究和事后评价,集权主义、文牍主义和政府对乡村控制力的薄弱均阻碍了经济计划的有效实施。工资微薄和传统的部落习俗也造成了严重的徇私舞弊和贪污受贿。*

阿富汗的经济发展对外资极度依赖。政府的经济计划往往是根据实际可得的援助来制定。在所谓的‘新民主’开始时,国家开支的49%有国外捐赠。依赖于这样的收入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国家的不稳定。*在整个民主时期阿富汗依旧依靠外国援助。正因如此,政府对发展并无多大控制力。到这一时期结束时,阿富汗依旧是一个农业社会。有90%的人口依然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从经济角度看,阿富汗面临三个基本任务:一是通向海洋的贸易通道;二是贸易;三是经济发展所需的援助。*

其一,查希尔的优柔寡断。查希尔国王并没有将权力牢牢的掌握在手中以确立新政府的发展方向。他统治的特点就是优柔寡断和拖延怠慢。查希尔具有犹豫不决的个性,不了解阿富汗从传统模式向转型所需要的是什么。*

其二,查希尔国王对阿富汗社会的复杂性欠缺认识,影响其推行自由君主立宪制的决策。查希尔国王虽然对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有一定的了解,但个人始终注重对国王权力的保留。1964年宪法中关于国王权力的表述证明他对国王以及王室在国家统治中的主导权极为重视。他的改革后来备受诟病的焦点之一是他在位期间拒绝对拟讨论通过的政党法签字。国王一度摇摆,并几次拒绝按照宪法的规定给予政党合法地位和成立省、市地方议会。国王的一些心腹顾问坚持认为,使政党合法化会增长组织的力量。*此外,查希尔国王也反对通过省市议会法。中央的立法机构残缺不全,地方的立法机构也未能建立。权力分割的原则显然无法在阿富汗国内真正实施。查希尔国王的施政理念与查伊王朝的特色一脉相承。它凌驾于民族利益之上,同时也和查希尔个人有关系。*在整个十年时期,查希尔的大权在握违反了改革的原则。*所以查希尔握有最终决策权之下的改革只能是流于形式以至于彻底失败。

为防止达乌德及其支持者东山再起,1964年新宪法中规定“王室成员不得参加政党,不得担任首相等各种重要部门的职位。显然达乌德累积的个人威望不会随着他暂时告别政治舞台而消失。首先,达乌德的贵族身份依然是一个巨大的光环。即使不再担任任何政治职务,在传统的阿富汗社会达乌德依然享有极高的声望和名誉;其次,查希尔主政晚期社会的动荡局势往往使社会各阶层希望能够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人物稳定阿富汗局势。达乌德执政虽然具有明显的家长制作风,专断揽权倾向明显,但他强硬不妥协的意志和执政风格往往在动荡局势中能够引起各阶层的怀念。

达乌德在隐退期间一方面在享受安逸的生活的同时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国内局势。他利用个人影响力经常与人民领袖、亲苏及忠于自己的年轻军官进行会面。偶尔也会在自己位于喀布尔郊区的住所(切尔坦庄园)会见朋友或客人。普遍认为他与他的朋友们在那里会面,或者是与伪装成泥瓦匠或工人的密使会面。*从1966年开始,达乌德定期秘密的对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及其同志们面授机宜,试图炮制出建立一个新政府的战略。忠于达乌德的年轻军官也参与到那些活动当中。每次讨论都有50人左右的规模。*显然达乌德与政变集团的骨干成员的会面不仅仅是普通的会面,更多的是探讨阿富汗时局以及最终策划军事政变。

随着末期积弊越来越突出,这一时期形成的各个政治团体或党派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查希尔国王及其代表的君主制度。在达乌德构建的反查希尔同盟中影响力最大的自然是亲苏的左翼社会主义政党即人民。虽然该党于1967年分裂为人民派和旗帜派,但两派均坚决反对君主制。该党当时的整体力量较为薄弱,它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依靠政治同盟得以延续。人民的优势是发展潜力大,诸如塔拉基、卡尔迈勒和阿明等领袖具有出众的宣传和鼓动能力。他们出色的动员能力和达乌德的声望的结合无疑构筑了力量较为强大的联盟。

第三,达乌德政变集团还得益于得力助手的协助。达乌德第一次执政时期的许多前官员都是达乌德执政和改革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追随者。例如奇亚伊、波帕尔、马利克亚尔等人。他们往往和达乌德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中具有相同的理念,从而为他们再次反对君主制打下了坚定的基础。达乌德的得力助手注重为达乌德构筑个人联系网络。他们中许多人仍在查希尔时期继续在政府任职。这样他们可以继续在政府中寻找志同道合的支持者。他们的社交圈主要集中在政客、军官和其他社会上层人士。例如,“纳马图拉·帕兹瓦克和·贾拉拉尔分别是沙菲克政府的内政部长和财政部长,他们与旗帜派以及达乌德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后来在达乌德总统制的内阁中担任了教育部长和商务部长职务。”*对于落后封闭的阿富汗而言,社会等级中上层掌握的社会资源相对丰厚,能够获得上层人物支持是达乌德重要的财富。

阿富汗200多年的君主制发展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承载了独特的地缘政治版图变迁、多民族互动、部落社会、教背景、政治变迁以及外部势力干涉不断的诸多特色,同时也是观察和考量阿富汗症结的重要视角。这些因素和君主制相结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奠定了阿富汗自身独特的发展方向。

首先,阿富汗的地缘政治版图和外部势力两个因素相结合对阿富汗君主制发展产生了独特的影响。阿富汗君主制的发展历程始终离不开阿富汗所具有的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阿富汗处于中亚、南亚和西亚的衔接地带,自古以来就被称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地。历代以来该地区的各政权均对阿富汗竞相展开争夺。近代阿富汗第一个统一的杜兰尼王朝就是在波斯和莫卧儿两大帝国的争夺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到19世纪英国和俄国又展开了争夺阿富汗的“大博弈”。外来政权对阿富汗的争夺充分反映出阿富汗具有的独特地缘战略空间对于维持大国争霸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阿富汗的君主制政权始终与大国对阿富汗的争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虽然近代阿富汗和其它中东国家不同,未受西方国家直接殖民统治,但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却被打下了深深的强权间接统治和渗透的烙印。

其次,阿富汗部族社会(Qawm)的变迁与君主制密切联系。阿富汗的君主制建立的重要基础是传统的部族社会。同时,部族社会也成为阿富汗君主制在发展历程中变革和进步的重要障碍。二者从本质上讲是相互矛盾的。近代阿富汗君主制国家是一个代表中央权威的君主制和代表地方割据和分散性的部族的二元制国家。阿富汗的君主制是在部族社会和君主制二者相互融合和适应的过程中产生,后来又在二者的相互矛盾和斗争中使君主制的权威受到削弱和挑战。

一方面,部族社会的传统深刻影响阿富汗君主制的特质。阿富汗君主政权是在阿富汗长期积淀而成的部族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阿富汗的部族社会传统根深蒂固,这一特点是观察分析阿富汗一切问题的重要基础。部族社会对阿富汗国家和民族的塑造和影响无疑是空前的。阿富汗的杜兰尼王朝建立在阿富汗各部族妥协的基础上,并未形成中央集权式国家,更像一个联邦共和国。国王只是首领,而不是绝对的君主。*自阿赫马德建立阿富汗的君主制以来,历代君主实际上都面临着这样的难题即阿富汗始终无法突破君主制的各种限制性因素。

另一方面,阿富汗君主制发展与改造部族社会息息相关。阿富汗部族社会和君主制发展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阿富汗社会是一个由部族塑造而成的社会,其社会由支离破碎的网络连接而成,这种结构导致其成员社会政治代表性的低下。*要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必须削弱地方割据对中央构成的强大离心力。由于阿富汗二元制社会模式根基难以打破,历代君主往往在推行国家发展和改革措施时实际上是在中央政府和部落及宗教势力三者间维持平衡。当三者处于和谐的状态时阿富汗的社会秩序也相对稳定,“每当阿富汗的三大权力支柱间的权力平衡被打破时,政府统治必然失败,而且混乱的社会局面会吞噬阿富汗。”*

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包括君主制度在内的阿富汗各种独具特色的国家状况。阿富汗君主制在阿富汗君主制被共和制取代之后,多因素并存的这种现状一直存在并且持续到现在的阿富汗重建。针对存在于阿富汗诸多根深蒂固的症结,如何探索出阿富汗民族国家的重构的解决思路至关重要。问题的出路必须要涵盖构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打散分散割据并且始终具有离心力倾向的部落社会,一套具有多民族包容性的多边协商及危机化解机制的有效运行,世俗化与思想的和谐共存以及自身实力的恢复发展直至摆脱对外部力量的依赖的经济基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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